这些阻止行为并没有阻止手抄本的笔笔相传，被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。“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，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，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，又到东北军垦，被在山西、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……”《曼娜回忆录》在当时甚至引深圳市私家侦探起了轰动，到了1975年年初，姚文元还因为《曼娜回忆录》这一“淫秽”手抄本的广泛流行，特地颁布了“围剿‘文革’手抄本”的命令。不过，围剿并没有让《曼娜回忆录》的流传受阻，甚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本书，其实，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读到它，需要它。“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时代那样，在书和生命之间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。”朱大可在中学时期的几次聚众打架，不为了别的，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，他们甚至为此还成立了帮会。最激烈的一次，动了刀子，结果对方落荒而逃，第二天，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。“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，书店也都开门，但是卖的都是毛选，公开出版的是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，《西沙之战》，鲁迅的小说如《孔已己》、《阿Q正传》，还有八个样板戏”，张宝瑞认为，当时大家无书可读，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。不过，《曼娜回忆录》对作家摩罗而言，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。摩罗的高中两年（当时高中为两年制）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，在小镇上，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，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，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，一种是《陈毅诗选》，另一种就是《曼娜回忆录》。深圳侦探公司至今都认为《曼娜回忆录》能够传到小镇，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